“地铁被冤枉偷拍”案开庭未宣判，当事人：事后乘地铁尽量往人少的地方站，玩手机只敢平放
极目新闻记者 谢茂 杜光然
“你是不是在偷拍？”始于四个月前的质问，终于迎来了最终的结局。尽管当天被质问的何叶（化名）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并未偷拍，但他想要的一句诚恳的赔礼道歉，却很不容易。
一切风波始于何叶的鞋子，鞋面上两个金属装饰物发出了反光，让同车厢两名女性乘客认为有“偷拍摄像头”。随后，双方一同前往了派出所，经民警检查，确认了何叶的鞋子并没有摄像头。何叶也收到了一句“对不起”，但在他看来，这句道歉极其潦草敷衍。
在车厢中被指责、当众脱鞋检查、在地铁站墙边光脚等待，再到警务室。他想不通，“为什么会是自己？”他更想不明白，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而他却连一句诚恳的道歉都没等到。
何叶决定起诉，他要通过法律手段维权。其间，他在网上寻求目击证人，也经历了“不立案调取不了证据，没有证据无法立案”的僵局，好在有目击者愿意为他提供帮助，得以成功立案。
11月3日，该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两名被告女子本人未出庭，由代理律师出庭应诉，案件未当庭宣判。
“众目睽睽下被‘逮捕’了”
6月11日，这是事发的日期，何叶记得很清楚。原本那天他过得非常愉快，头一晚和朋友去爬了龙泉山，欣赏了日出，当天还和朋友聚了会。
当天晚上，他搭乘地铁从犀浦返回世纪城，这趟行程从成都城西到成都城东，几乎跨越大半个市区。在从地铁六号线换乘到一号线后，何叶还为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让了座位，随后他站到了地铁车门旁的金属立柱边。
此时，何叶回家的行程已经走了大半，但意外突然而至。车厢内，两名女性突然大声喊道：“你是不是在偷拍？”并说出了她们的理由：她们看到何叶的鞋面上闪过绿光，怀疑这是小型偷拍摄像头。
何叶当时所穿鞋子（受访者供图）
此时，何叶只觉得“一脸蒙”，整个车厢的人都看了过来，待他回过神来，地铁安全员已经抵达他身边。事后，何叶在自述文章中写道，“在全车众目睽睽的注视下‘我被逮捕了’。”
愣神过后，何叶脱下了鞋袜，让对方检查，以证明自己并没有偷拍。旁边的乘客也向两名女士解释，他们看到的应该只是鞋子上金属装饰物的反光。
何叶事后拿到的现场视频显示，他站在金属立柱旁，裤脚提了起来，一名坐着的女士说道：“它是在闪光，不是在反光。”旁边另外一名女士补充道，“刚刚亲眼看到的，我们拍的时候他就关了。”
事发现场（受访者供图）
“就像是犯人在指认现场”
何叶回忆，他当时除了迷惑，更多的是无助，但他没有过多争辩，只是默默地配合。
彼时，“广州地铁大叔被指偷拍一事”正闹得沸沸扬扬，何叶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在车厢内他脱鞋自证清白，甚至不敢用手，只能用左脚蹬掉右脚的鞋子。
当时的乘客施先生是目击者之一。他介绍，事发6月11日晚10时许，当时他正乘坐地铁回家，途中突然听到有两名女生指责一名男生鞋子上有偷拍设备，“因为平时挺关注这方面新闻，就特地留意了一下。”
施先生介绍，两名女子称这名男生的鞋上有问题，装了偷拍摄像头，他也特意观察了一下鞋子，鞋子上有金属片，但根据他的推断，这样的鞋子是不太可能有偷拍设备的，他将自己的推断告知了两名女子，无奈对方不信。
施先生还绘制了一张示意草图。草图显示，当时他坐车厢右边，两名女子的座位在车厢左边，被指偷拍的男生则站在座位旁边的一根竿子附近，距离两名女子有一米左右距离。
在地铁抵达锦城广场站时，何先生在地铁安全员的“搀扶”下走到了站台，他被要求靠墙站着，“把右脚的鞋子脱下来，并且不允许我用手碰我右脚的鞋子。”不过在下车之前，他自信地回头告诉同车乘客，请大家相信他。
在地铁站台，走来了地铁工作人员询问情况。何叶表示，全程他几乎没有说话，“我复述一遍会有一种在指认现场的感觉。”并且他认为，“按照我的哲学，出现问题就应该像贝克汉姆一样，被冤枉了、批评了，不用解释，让他们的批评和怀疑更加深刻一点。现在他们对你的怀疑有多深，那么后面他的后悔就有多重。”
在此期间，何叶也反应过来，这件事应该报警处理。地铁值班室工作人员帮忙报了警，何叶就一直站在墙边，一只脚的鞋袜被脱掉，等待警察抵达。何叶从未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慢，身边列车一趟趟经过，几乎每一位经过的乘客，都要看他一眼。“我觉得我已经社会性死亡了。”何叶说，虽然他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妥的事情，但对不知情的路人来说，“这就像是犯人在指认现场一样。”
“过于敷衍的道歉，我不接受”
当晚11时许，何叶终于等到了警察的抵达，一同搭乘地铁前往派出所。他记得，在地铁上，一位民警曾坐在座位上反复观察，“就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场景复现。”
在派出所，民警当着两位女士的面，将何叶的鞋子脱下细致检查，甚至连鞋垫都检查了。最终，民警确认，鞋子中并无任何摄像设备，何叶也并未偷拍。
有了民警的一锤定音，何叶本以为这场闹剧可以就此结束。按照他的理解，事情清晰明了之后，两位女士为自己的不妥行为道歉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在民警和两位女士沟通后，一位女士对着他飞快地说了句“帅哥，对不起”，便要转身离开。
“她们好像一秒都不想多待。”何叶说，他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进行诚恳的道歉，过于敷衍，“我不接受道歉。”
他在笔录签字上明确写道，自己将提起诉讼。
原本十分正常的回家之路，因为这一波折，让他身心俱疲。“出派出所已经晚上12时左右了，我当时只觉得自己胸闷气短，难以呼吸。”何叶表示，当时他没有第一时间回家，而是去了医院，好在经过检查身体并未出什么毛病，但当晚的事情却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在医院等待报告时，何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长文，发布在网上。引起了广泛讨论，有人表示支持他依法维权，还有律师表示愿意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，有人则认为他的文章是一篇无中生有的“小作文”。
“曾感觉走进了死胡同”
网络吵得不可开交时，何叶也下定决心要起诉两名女士。他说，起诉是因为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，自己证明了清白，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
打官司对何叶来说是第一次，就像是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一样，他要的是一个“说法”。
维权之路，却比他想象中要复杂得多。在第一步，就撞了“南墙”，决定要起诉后，他就去了派出所，希望能拿到报案回执或者是笔录。但由于他并非报警人，且并未立案，警方无法为他提供相应材料。
于是，何叶只能求助专业人士。此前，网络上有律师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，还有网友表示愿意为他众筹律师费，但何叶都拒绝了，“我这件事只是发到了网上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，但依旧是一个普通人的维权，我想自己进行。”在他和多家律所沟通后，最终敲定了一家，对方也按类似案件的最低标准收费。
可当他准备前往法院立案时，又再次撞了“南墙”。由于何叶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，法院也无法为他立案。“立案需要证据，可我不立案，就调取不了证据。”何叶说，他前后忙碌许久，“派出所在南边、律所在北边、地铁公司在东边”，他辗转于成都市的各个角落，最后感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。
“真的感觉到有些绝望，很无助，但这也是正常程序，警方不可能听我一面之词就把涉及其他人的资料给我，立案我又确实拿不出直接证据。”何叶说，尽管困难重重，但他依旧坚定地想维权，他有两个方法，要么目击证人愿意为他提供书面证明，要么到两位女士的户籍地立案。
何叶希望寻求目击证人的帮助，然而彼时，曾经接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的目击者施先生，又恰巧身在国外，多有不便。何叶说，他本想寻求地铁公司的帮助，但对方也拒绝为他提供书面材料。
好在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另一位目击者愿意为他提供书面证明。
终于，在目击者的帮助下，何叶走出了维权的最关键一步，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受理他与两名女士的“一般人格权纠纷”案件。此时，距离“地铁被指偷拍”已过去了两个多月。
立案成功后，何叶长舒了一口气。自6月11日事发以来，他无数次想过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决定维权以来，又经历了重重困难，同时他要平衡工作、生活和维权，层层重压下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头发也掉了不少。而这件事，他除了在向公司领导请假时透露了外，并未告知身边的家人、朋友。
何叶说，好在公司领导也表示会支持自己，并在工作上为他提供了些便利，同时，在网络上尽管也有人质疑，但更多的是来自陌生人的鼓励和关心。
“不想借此成为网红”
立案成功后，何叶的生活也基本恢复了正常，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却一直没有消散。搭乘地铁，他会下意识远离车厢门的那根金属立柱，摘下自己的眼镜，尽可能往人少的地方站，即使要玩手机，也尽量把手机放平，以免引起误会。
在自己的文章受到广泛关注后，还有5位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联系过他，但其中4位都已放弃了维权。最后一位仍在维权的男士，也一样陷入了没有证据无法立案的窘境。
这位维权者接受媒体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，他在地铁安检时，一名年轻女子说他“性骚扰”，并当众对他进行了言语侮辱。警方查看监控后，证实他并没有不法行为，但该女子拒绝道歉。郭先生决定起诉。在多次与法院和警方沟通后，郭先生依然因为缺乏证据材料无法立案。他的经历并未像何叶一样获得舆论关注，没能找到为他提供证人证言的目击者。
何叶说，四个月来，他深感维权之路艰辛而漫长，但对方侵权的成本却是极低，“就算是对方错了，因为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，最多也就是一句道歉就了事。”
“我至今也想不通，实在无法理解她们（两名女士）。”何叶说，过去四个月了，他依旧没想明白，当时怎么会被误认为在偷拍的，当时他和两位女士的穿着都是再正常不过，且他站立的位置距离两位女士也有相当的“安全距离”，最让他无法理解的是，在警察证明他的清白后，两位女士的敷衍态度，“一个人要道歉，肯定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才行”，这也是他维权以来的最大诉求。
偶尔，他也会想，如果当时自己没有让座会怎么样，“我没有后悔让座这个行为，但忍不住下意识设想，当初也许一些小变动，就不会有后面这一系列问题了。”
何叶说，最初他还想着经济赔偿只要1元钱，但后来改变了主意，他认为1元钱对对方来说没有压力，即使败诉也不会觉得自己错误，最终他同律师协商后，按正常诉求提了经济赔偿。
另外，何叶也将成都地铁作为了被告追加。他认为买票乘车就和地铁方建立了合同关系，但地铁方在事件的处置中，对他造成了次生伤害，且在维权途中，地铁方也没有进行任何的配合。
“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维权，这样的事也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”何叶一再表示，他并非想借此成为网红，起诉也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益，他想尽快开庭，“好结束这一切，让自己回归正轨。”
11月3日，该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两名被告女子本人未出庭，由代理律师出庭应诉，案件未当庭宣判。
